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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河上的爱情》中的苏州

  短片《河上的爱情》中的苏州

  纪录片《江南》

  纪录片《江南》

  纪录片《何处是江南》

  纪录片《何处是江南》

□陈 霖

8月24日,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拉开序幕,开幕式上同时举办了“光影奏华章唱响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典电影音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自然会有媒体的报道,即使你远在天边,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或者其他各种媒介形式共享这一盛事。如此,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的开幕式和音乐会,以及此后一个月里的各种活动,将不仅在苏州实体的地理空间里发生,而且同时也会在再现这一系列活动的媒介空间中发生着。

在某种意义上,一直以来,“江南”都拥有它的媒介空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的这首词,以个体回忆呈现江南印象,千百年来向无数的人们传递着令人神往的江南风景。从传播的角度看,这首词里的文字,书写或印刷了这些文字的纸张、书籍,其他所有摹写或镌刻了这首诗的器物,都在传颂这首诗作的同时,构筑了江南风景的媒介空间,使读到它的人,即便没有白居易对江南的亲身体验,也能想象江南的美好,仿佛置身其间。

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关于江南的诗书绘画和其他艺术,无不构筑了江南的媒介空间。人们在这样的媒介空间里认知江南,体验江南,想象江南。像英国学者柯律格,由于对文震亨的《长物志》发生了兴趣,而对明代江南的生活与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写出一本《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来,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将自己从《长物志》上看到的、理解的江南,推及整个明代中国。他甚至一发不可收,后来写出好几本研究明代中国的著作。如果说,古代社会那些铭刻了江南的书画、器物、技艺,构筑着江南的媒介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里流动的江南文化或者说江南话语,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间总是划出了一道边界,也就是说,江南文化主要的是少数人的文化。直到现代媒介以及相应的媒介生产和消费方式出现之后,江南的媒介空间才为更广大的民众所享有,并且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媒介空间中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

仅以电影而论,我们就可以发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江南的媒介空间呈现出更具现代性和流变性、也更为丰富的构成。三十年代,导演孙瑜在《野玫瑰》中,将江南秀美的山水演绎成理想的田园,但是这理想的田园并非与社会隔绝,因为它不仅寄寓了都市/乡村二元对立之中的乡愁,而且成为激发青春热血投身社会的力量之源,其间乡村女子穿着打补丁的短裤、赤脚裸腿的形象,以质朴的形态释放出江南的野性与活力。四十年代,导演费穆在《小城之春》以艺术的辩证呈现了别样的江南气质。影片中的江南小城,饱受战争的创伤,到处断垣残壁,枯枝败叶,一个普通家庭的伦理和爱情悲剧在其间展开,抑郁、忧伤、凄婉的调子回旋不已;但是,毕竟是春天了,希望的种子,生命的嫩叶,也不可遏制地从破败处生长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影像对江南的特质展开的想象、发掘和呈现,像《枯木逢春》触及江南一带深受吸血虫之苦的状况,而《早春二月》中是守旧而压抑的江南,拥有现代理想的人在其间挣扎着,《林家铺子》里有江南人家的隐忍、精明和在重重压迫之下的绝望,《小小得月楼》展现出江南市井的幽默、机智和欢乐,《风月》则以怀旧的柔光映现出幽暗的情欲空间……

可以说,在江南的媒介空间里,我们与不同的江南相遇。充满多样性的空间有时候似乎抹去了时间的存在,但其实时间——立足当下的制作主体,充满历史感的对象,媒介技术的发展……无不在深层发力。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年,江南似乎成为电视纪录或专题片持续钟爱的主题。仅是以“江南”题名的就有:2009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播出《江南》;2011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何处是江南》;2013年,良友文化出品播出《中国味道》系列的首部《江南味道》;2016年,江苏广电总台制作播出《诗画江南》;2016年,中央电视台、上海市国际文化传播协会等共同策划摄制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江南》在上海宣布开机;2019年,江苏广电总台制作播出《江南文脉》……这还没有算上多地虽没有以“江南”题名而实际上也在再现江南的作品,像苏州就有《苏园六纪》《水天堂》《苏州水》《烟波太湖》《苏州史纪》等人文纪录片,如果加上地处江南的城市宣传片,再加上在江南实地取景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们或可以说,江南已成为一种媒介空间特性的标识,其间的影像不仅从电视上播出,在银幕上放映,也在互联网上传播。凡此种种,让我们可以想见,江南的影像在媒介空间中的涌动、流淌、播散,从而塑造了媒介江南。

从大量的相关媒介产品看来,江南的媒介空间是互文的空间,是多重叙事和多样风格的空间,是多种媒介技术支撑的空间,但同时,在最基本的方面,这一媒介空间的构筑依循着同一逻辑:在政府的主导下获得经济支持的制作者,通过对江南的历史文化所做的“转译”,形成当下关于江南文化的主流观念和主导形象,与现实语境发生特定的关联。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指出,媒介空间既包含媒介创造的各种空间,也含括各种实体的空间安排对媒介产生的影响。我们看到,就区域文化而论,目前尚没有哪一个区域的文化能够如江南这般得到如此充分的媒介表达和媒介塑造。这显然与江南实体的空间安排相关,苏州在这方面显示的力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江南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对这些遗存进行保护和开发的制度和条件,经济实力的支撑,城市日益更新与乡村风貌保存之间的平衡,区域经济、地方形象和文化旅游的诉求,都形成合力,综合地影响着江南媒介空间的构筑。就媒介对空间的创造而言,电子媒介似乎将图像从存在的物质层面移除,即去除了物质层面的存在,无人机及即将广泛使用的5G技术,都会创造公众对江南的超现实体验,这种体验不受身体、工作和休闲空间及环境的影响,跨越时空;与此同时,媒介空间完全融合在基础设施中,越来越多地融入车站、广场、车厢、商场、楼宇、道路这类日常空间,媒介创造出的江南意象在不同场所之间形成联系,也与物理空间的文化视野相连。

这样的媒介空间当然会释放出巨大的传播力,会在特定的时刻创造出“无处不江南”的效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当下江南的媒介空间,也处于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由大众传播到大众自传播的演进”的传播格局之中,任何媒介空间都可能面临着自传播的假借、切割、改造、挪用、稀释,江南的媒介空间也是如此。拿苏州来说,苏州无疑是江南的媒介空间构筑中极为重要的所在,对苏州的认同在很多方面都关联着对江南文化的体认。青年学者杜丹在一项研究中,通过对优酷网中13部记录苏州城市景观的UGC(用户生产内容)视频及围绕这些视频的网友评论文本展开分析,发现UGC视频的生产者运用重构参与式场景、强化被忽略的细节和重塑别样时空等媒介空间营造策略,来再现自身所处的城市,表达他们自身的文化感受。这就提示我们,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主导的江南媒介空间需要考虑如何顺应、引导和聚合不同的媒介形态、媒介产品和传播方式,传递更为多样的声音,触摸更为本真、更为丰富、更接地气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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