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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工作中,我时常带着题目和任务,在全国和省市的各类会议上,和同行进行交流,也是我履职过程中调研的一项特色吧。”今年,熊思东代表带来了一系列建议,主要集中在民生问题、医疗卫生和教育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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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来,基因编辑婴儿以及疟原虫感染免疫治疗肿瘤的医学研究,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和反响,进而对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科学伦理道德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两件事都体现出共同的问题,即国家在生物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上过于宽松甚至有点混乱。今年,我以此为出发点,提出涉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要加强伦理审查”,熊思东说,涉及到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上该怎么做,关乎到人的生命,也关乎到基本的科研道德诚信问题。

目前,国家已经有伦理审查的相关指导原则和实施办法,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但在相关层面和具体操作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熊思东举例说,我国的伦理委员会的覆盖还不够全面,设置伦理委员会比例最高的是医院,即临床单位,也只有87%。如果把涉及生物医学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科研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都纳入统计,那么设置伦理委员会的覆盖面就更小了。

“一所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和基层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权力和职责是等同的,伦理委员会的管理过于扁平化”,熊思东指出,按照设置,各个伦理委员会只对自己负责,缺乏由国家到省市各级委员会的立体指导。熊思东说,目前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只接受医院的领导,是一个自设自运行自管的封闭系统,这种监督管理是不够的。“正因为是这样的‘闭环状态’,对现有条例的执行,也存在走过场,流于形式的情况。”熊思东说,目前,伦理审查人员的专业程度还不够,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甚至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伦理教育。“这里还存在更一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即目前的伦理审查只有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规章制度,这些都不属于严格执行的法律”,熊思东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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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方面问题,熊思东提出,要逐步保证伦理委员会的全覆盖,并建立有监管的伦理审查委员会。须区分层次,一般审查由机构伦理委员会进行,重大审查应该交由省市的高层次伦理委员会进行。涉及国际上重大影响和关注的医学研究,比如基因编辑婴儿,应该成立国家伦理委员会,由他们来审查。最根本上,要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律,把行业规定上升到具有法律地位和效力的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让执法得到有力保障。(苏报融媒记者 朱琦/文 高明/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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