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手术台到成都伤员病床 陆朝晖:我在那里获得很多正能量

本报记者 程黎莉

2008年5月16日中午,还在手术台上忙碌的陆朝晖接到通知,他将和其他5名同事组成医疗队前往“5·12”汶川大地震灾区支援。

下午两三点,才下手术台的他急忙收拾行李。晚上8点,医疗队一行已抵达浦东机场。17日凌晨1点,飞机降落成都。还来不及看清震后这片天地的模样,他们便已全身心投入到救援中。从苏州的手术台到成都的伤员病床,不到24小时,陆朝晖来不及困,来不及累。

那年,40岁的陆朝晖已是苏大附二院神经外科的骨干医生。那一次,附二院共有3名医生和3名护士前往灾区。当时,整个医疗队驻扎在成都的核工业416医院。虽然医院墙体也被震出了裂缝,但还能坚持运转;伤员不断被转运至此,八百多张床位根本不够。走廊、大厅,凡是能用的地方,全都被利用了起来。在19天奋不顾身的救援中,医疗队完成了二十多台手术。

灾区的条件十分艰苦,医护人员不足,伤员却在源源不断送来。陆朝晖记得,当时,有一个女孩腿部受伤已经准备截肢了。参与会诊的骨科医生严军通过针刺女孩伤肢末端,观察流血情况,判断女孩的腿还没有彻底坏死,还有治愈的可能,于是提出了新的建议。此后,他们收到那家医院的反馈,女孩的腿最终保住了。“这听起来或许很简单,但在当时没有什么医疗设备支持的情况下,完全是严医生多年的从医经验支撑他做出了这个正确判断。”

陆朝晖在回忆这些场景时,不住感叹道:“大灾面前,人真的是很渺小。”他说,在此后对整个救援过程的回忆和思考中,他觉得有诸多的无奈。“其实医生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真的感到力不从心。特别对于一些无法转运出来的重伤员,现场能做的只是止血、包扎等最初级的救援。即使救了出来,当地的卫生设施完全损毁,在没有相关器械、设备的情况下,医生对重伤员也是无计可施。这些重伤员留给医生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小时,最多不超过12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重伤员最后没有机会被转送出来。”

在后方医院没有直面太多的生与死,但不断袭来的余震还是让所有人处在危险中。“我的人生在那里获得了很多正能量。”当所有医务人员都奋不顾身,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的时候,陆朝晖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那年,我们院急诊科的退休医生刘荣桂已经64岁了。他知道那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以后,瞒着大家偷偷坐飞机去了成都。我们医疗队刚到成都,就接到当地通知,才知道他孤身一人已先行抵达了。”

参与救援的这次经历,让陆朝晖开始关注起灾难医学这门学科。“汶川地震之后,灾难医学引起了普遍重视。如果灾难发生后,第一轮救援需要等待军队或医疗人员,那其实是一种悲哀。时间就是生命,第一目击者、受害者,应该成为最快施救或自救的人员。”陆朝晖认为,应该更多地传播和普及各种急救知识,提高公民第一时间的自救能力;在公共场所配备一些基本的医疗用品以及简易的心脏除颤仪等器材,来提高救援的成功率。“这些才是灾难发生后,能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的。”

除了收获宝贵的经验外,那段救援的经历也让他们6名同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不时还会聚聚。但他们很少提及当年救援时的场景,心里都不愿回想那场灾难。十年过去了,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前些日子我们还提起,十周年了,要不要回去看看,但想想实在是没有时间。”

陆朝晖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再降临,“但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再次需要我前往救援,我一定义无反顾,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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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丽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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